纪念三线建设启动60周年 | 波澜壮阔建三线 重庆工业挺“脊梁”
在三线建设的滚滚大潮中,数百万建设大军在中国西部广袤的大地上战天斗地。数十万工程技术人员、技术工人和管理干部,在“好人好马上三线”这一口号的感召下,从首都北京以及上海、大连等沿海城市,随着工厂迁到内地安家落户。
核心提示
1964年,在国际局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为加强战备启动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是一次以国防工业为中心、牵动全局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历时17年,贯穿三个“五年计划”,涵盖13个省、自治区,累计投资2052亿元人民币——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40%左右,先后安排1100多个大中型建设项目,涉及国防工业、基础工业、交通运输设施等领域。三线建设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生产力布局,在新中国建设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重庆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三线建设形成的雄厚物质技术基础,推动重庆工业实现了一次跳跃式发展,为其建成中国工业重镇奠定了坚实基础。
今年是三线建设启动60周年,让我们一起回顾历史,走进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
重庆,中国工业重镇。
2023年,重庆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万亿元,汽车产量全国第二;笔记本电脑产量连续10年全球第一;己二酸产量世界第一,氨纶产能世界第二。2024年上半年,全市汽车产量达到121.4万辆,重庆再次登顶“中国汽车第一城”。
“没有三线建设,就没有今天的重庆工业。”重庆市政府原参事,曾任重庆市计委副主任、分管国民经济规划和工业的马述林说。
在三线建设的滚滚大潮中,数百万建设大军在中国西部广袤的大地上战天斗地。数十万工程技术人员、技术工人和管理干部,在“好人好马上三线”这一口号的感召下,从首都北京以及上海、大连等沿海城市,随着工厂迁到内地安家落户。
这是一次波澜壮阔的工业大迁移,更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生产力布局调整,为西部地区带来产业、经济和人口格局的深刻演变。
历史的机遇落在了重庆。三线建设,挺起了重庆工业的“脊梁”。
▲拥有先进生产线的西南铝生产车间。(本报资料图片)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落子 “没有后方是不行的,要准备上山”
“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还要有个地方。”
1964年,面对严峻的国际局势,毛主席多次提出三线建设的设想——将全国划分为一线、二线、三线,东部沿海边疆地区是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西部内地纵深地区则为三线。三线建设,就是加强三线地区的国防和经济建设。经反复研究,中央将三线建设确定为“三五计划”的核心任务。
同年9月21日,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正式宣布三线建设的目标和布局。其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在纵深地区,即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西北地区自然地理条件较差,西南地区成为三线建设的重点区域。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是“两基一线”:“两基”,即攀枝花钢铁基地和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一线”,则是成昆线。
马述林介绍,选择重庆作为常规兵器工业建设基地,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量——
重庆的地形地貌,有利于贯彻“靠山、分散、隐蔽”的三线建设企业布局原则;
重庆工业基础较为深厚,有抗战时期发展起来的兵工七大老厂(望江、长安、建设、空压、嘉陵、长江、江陵),机械工业配套能力强,原材料工业发达,特别是有钢材品种齐全、被业内称为“小鞍钢”的重钢,还有以生产军工用钢著称的重庆特殊钢厂;
重庆要素条件好,长江黄金水道可终年通行3000吨级船队,成渝铁路(1952年通车)、川黔铁路(1965年通车)与全国铁路网相连接,境内水量丰沛,有煤、铁矿产资源等,还有西南地区最大火电厂。
1964年9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正式提出“要在重庆周围搞一个小体系”。9月11日,根据中央指示,成立“以重庆为中心的工业配套小组”(后称三线建设规划重庆地区小组),进行调查研究和实地踏勘,提出了重庆基地建设的轮廓设想。
1965年2月21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西南三线建委正式报送的《关于以重庆为中心常规武器配套规划情况的报告》。
重庆地区的三线建设很快铺展开来——
南线(长江以南)围绕地面压制火炮和大口径高射炮,北线(长江以北)围绕光学仪器、火工产品和炮弹,分别布局一系列工厂;长江沿线,布局造船基地及配套研究所;主城原有几大兵工厂进行改扩建,着重加强防空措施;此外,还有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原料和其他配套工业……
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建设,在巴渝大地上拉开序幕。
▲川维化工物流码头,工作人员在检查出口产品装船情况。(摄于2023年10月17日)新华社发
创业 激情燃烧:“好人好马上三线”
1970年开春,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的钟诚道结束了在马鞍山钢铁公司为期3年的实习,日夜兼程赶回重庆西彭的112厂(西南铝前身)。天寒地冻,钟诚道却浑身火热。他得知,出发前还是荒坡的一大片地块上车间已建好,部分设备安装完毕,就等着数百名派往各地的实习生回去上岗。这一年,112厂熔铸车间和压延车间相继建成投产。
4月的一天,26岁的大学生刘定喧接到通知,他被分配到永川,和几十名青年一道,参与组建电子工业部44所。当时,刘定喧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今电子科技大学)无线电测量专业毕业已3年。大家踌躇满志,决心在永川干一番大事业。
同年5月18日,13岁的何民权跟着父亲何杰,在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侯家沟小学办完转学手续,一家三代九口(奶奶、父母、六兄弟)举家迁往重庆江津的468厂(原国家第六机械工业部国营永进机械厂)。
和他们一起的还有6户人家,出发前所有家具、行李俱已打包发运入川。千里跋涉,一路先坐火车再乘轮船,懵懂的何民权只知,“要去西部大山沟里建大工厂。”
隆隆开山炮和机器轰鸣声响彻荒山,奏响了现代工业的交响曲。
一座座厂房、一幢幢家属楼拔地而起,一批批工人、大中专生、复员军人从祖国四面八方赶来。
马述林介绍,三线建设采取“三老带三新”的建设方针,即“老基地带新基地,老厂矿带新厂矿,老工人带新工人”,要求做到“三包一建”,即包建好、包人员和设备配齐、包建好后投入生产,从建厂到投产负责到底。
大连造船厂承担包建永进机械厂的任务,工厂几易其址,先是在武隆,后迁址江津。何民权的父亲何杰是首批“探厂”的七人小组成员之一,1966年到武隆白马山中探址的第一晚,因为没地方睡觉,将农民家的棺材盖翻过来睡了一晚。随后参建的,还有武汉船校和渤海船校分配来的中专生、部队转业退伍官兵组建的红建一连。
44所建所初期仅有宿舍,没有科研大楼,人手奇缺,刘定喧等一帮大学生照样在荒坡上挖地基。运物资的火车到了之后,宿舍楼下响起大喇叭,小伙子们总是第一时间冲下来,争先恐后去4公里外的火车站卸货,搬运河沙、水泥。
112厂三车间,挤压生产线12500吨卧式水压机和锻压生产线6000吨立式水压机已安装到位,试生产却困难重重。锻压配套加热炉一开炉门,电机就被烧坏。当时没有设备专家,车间主任把难题交给学材料的钟诚道。
钟诚道只好硬着头皮上,在炉旁日夜观察,又找来图纸分析,终于发现问题出在炉门配重上。“炉门是铸造的毛坯,沙子没打掉就装上了,配重是按炉门理论重量1:1设计的。卸下来一称重,炉门是配重的10倍还不止,失衡严重,电机不被烧才怪!”很快,厂里专门制作了轻质炉门,问题迎刃而解。
钟诚道回忆,当时条件艰苦,大家都发挥聪明才智,一边摸索一边干。采用他自主设计的空心芯棒,西南铝顺利造出“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所需的2250锻环,将“实践一号”科学试验卫星准确送入轨道。
江津、涪陵、永川、长寿、綦江、北碚、璧山……在“地无三尺平”的山沟沟里,建设者们吃饭在露天坝坝,睡觉在养鸡场和牛棚,没有路就自己修,没有工具就自己造,没有汽车运输就肩扛人抬。不少工程都是边设计边施工,实现“当年设计、当年建厂、当年投产”的目标。
夜以继日,战天斗地,数百万人以血肉之躯,将一个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变为现实。
▲川仪股份流量仪表生产车间内,机器人在焊接传感器。(本报资料图片)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飞跃 重庆成为中国重要工业基地
三线建设17年,重庆的工业实力,以惊人的速度提升。
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建成,实力雄厚——
三线建设前,以重庆为中心生产常规兵器的工业企业只有10家,三线建设结束后增加至48家,能研制和配套生产40多种比较先进的陆海空常规兵器,包括坦克与装甲车辆、特种设备等。
有了大炮,却没车运,怎么办?四川汽车制造厂(上汽红岩前身)在大足动工开建,从法国引进重型越野汽车技术,很快造出了新中国第一辆重型军用越野车。加上綦江齿轮厂、重庆汽车发动机厂等5个配套厂,一个完整的重型汽车制造基地基本成形。
不少填补空白的高精尖产品,均为“重庆造”——
何民权记忆犹新的是,国营永进机械厂第一件船舶齿轮箱产品下线时,他所在的子弟校师生也加入庆祝行列,和工人们一起欢呼、跳跃。包括永进机械厂在内的一批船舶配套厂建成投产,形成覆盖船、机、仪的船舶工业体系,使得重庆成为我国三线建设时期重要的舰船工业基地。全国第一台平台罗经、第一台指挥仪、第一台减摇鳍、第一只精密小模数齿轮,都在重庆下线。
为军工业配套的各种光学仪器,奠定了重庆电子工业发展基础。刘定喧至今仍感自豪,同在永川的兄弟单位24所,研制出新中国第一块大规模集成电路,中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上的集成电路也来自该所,说它是中国芯片产业的“元老”亦不为过。
一批具有较强实力的企业集群,雏形显现——
由重钢、重庆特钢、西南铝和重庆冶金工业局组成的冶金工业,成为重庆支柱工业;
机械工业方面,先后内迁新建和扩建的企业达39家,重庆水泵厂等至今在其领域位居前列;
仪器仪表工业突飞猛进,由18个分厂组成的四川仪表总厂,迅速形成生产能力,如今仍是全国领先的行业佼佼者;
化学工业方面,中国最大的天然气化工项目——四川维尼纶厂在长寿动工兴建,1979年全流程一次性投料试车成功;
医药工业快速发展,过去从未生产过的抗菌素、中枢神经系统用药、心血管用药等急需重要药品,在重庆实现批量生产……
到三线建设末期,重庆已形成以冶金、化工、机械、纺织、食品五大产业为支柱,基础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
现代交通网络格局基本形成——
川黔、襄渝铁路陆续建成;白沙沱长江铁路大桥、石板坡长江大桥、牛角沱嘉陵江大桥等在长江和嘉陵江上架起“飞虹”;白市驿机场进行改扩建,多个机械化码头在江畔投用。
重庆科技人才队伍不断壮大——
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调入的近十万职工,包括各类科学技术人才、管理干部和熟练工人,壮大了重庆产业工人队伍;
从北京、上海迁来的一批科研院所,推动重庆科技实力迈上新台阶,在一些重要领域有了“国家队”和话语权。
1980年,重庆工业固定资产在全国大城市中跃升至第5位,仅次于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工业总产值居第7位,次于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沈阳。
重庆,已成为中国有重要影响力的工业基地。
换道 “军转民”,二次创业开新局
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国际局势转变,国家战略从备战转为和平建设。军品生产任务锐减、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僵硬、产品单一缺乏竞争力,内外交困中,一大批三线工厂陷入生存危机。
昔日的“好人好马好设备”,变成“好人落后了,好马变瘦了,好设备生锈了”。
时代大潮,汹涌澎湃。1983年底,国家审时度势,启动三线建设调整,使之符合改革开放大势。重庆成为重点调整地区,大批“三线企业”转向、重组、搬迁,贴近城市、贴近市场,开启“军转民”之路。
一批实力雄厚的军工企业经过调整改造,在改革开放中发挥潜能。以嘉陵、建设、长安、川汽等为代表的企业,在全国率先走出“军民结合”的新路子,迅速形成以摩托车、汽车为主的支柱产业。
尤其是汽车产业,进入21世纪后屡创辉煌,又乘着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东风实现“换道超车”。如今,以长安等为龙头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成为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中第一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也成了重庆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
一批性质相同、工艺相近的厂所合并调迁融合发展。大山深处的9家大中型兵工厂,集中调迁至巴南区鱼洞镇,成立大江工业,并于2018年改制,走上多产业融合发展的轨道。电子三所24所、44所、26所迁往南坪,并入中国电科重庆子集团,设立中电科芯片公司,布局先进计算、5G通信、汽车电子、智能传感等领域,助力重庆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
位于涪陵的中国核工业816厂,就地停军转民,引进大化肥生产线,转型为重庆建峰化工总厂,一度成为我国最大尿素生产基地,后又向化工新材料转型。
西南铝除保障航空航天任务外,大力发展民机铝材,相继通过波音、空客、商飞等材料认证,近年来还瞄准新能源汽车,与赛力斯、蔚来、通用、大众等车企合作探索汽车轻量化。川维厂划归中石油天然气总公司,陆续进行系列技术改造和改扩建,醋酸产品产量、质量均位居全国前列。以这些企业为代表的先进材料产业,已成为重庆第三个万亿级主导产业集群。
永进机械厂就地转制,1997年重庆直辖时更名为重庆齿轮箱有限责任公司,隶属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该公司先后生产“五洲阿里斯顿电冰箱”和“五洲牌自行车”,一度供不应求,后又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生产水泥磨减速机填补国家空白。川东造船厂从造潜艇转向民用船,与德国、英国、挪威等国客商展开合作,跻身国际高端船舶市场。
川仪总厂、江津增压器厂、华渝电气总厂、重庆水泵厂等一批老企业,走过半个多世纪风雨,焕发新的活力与生机,有的为“大国重器”提供关键零部件,有的成长为全国行业龙头,有的与外资企业深入合作,成为重庆装备制造业集群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还有一批关闭停产的老厂,如今被打造为网红景点、文创园区,变“锈带”为“秀带”。如,核工程打造成816小镇,江北化肥厂变身“悦来庄稼”文旅小镇,特钢厂旧址成了热门电影取景地。
知所从来,方明所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望,作为中国工业建设史上令人荡气回肠的一段篇章,三线建设不仅为重庆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也留下了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那段岁月中涌现出的“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和“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洪救灾精神一道,被中宣部列为新时代大力弘扬的民族精神、奋斗精神,将激励着巴渝儿女在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新征程上砥砺奋进、逐梦前行。(佘振芳 夏元)
(重庆市委军民融合办二级巡视员张晓勇、中国国史学会三线建设研究会副秘书长何民权对本文亦有贡献)
编辑:赵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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