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借对减排的经济、环境效益分析以及为更好协调各国减排提供的理论支撑，经济学家诺德豪斯获得了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不仅诺德豪斯对气候变化经济学的贡献在全球受到较大范围的关注和认可，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将绿色发展正式并入考量经济发展成效的重要内容，中国便是其中之一。
作为建立了全球首个系统性绿色金融政策框架的重要参与方，中国人民银行于近日发布了《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报告(2018)》（以下简称《报告》），重点对我国近一年来的绿色金融发展成效进行了总结。《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末，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余额为8.23万亿元，同比增长16%，全年新增量占同期企业和其他单位贷款增量的14.2%；绿色企业上市融资和再融资合计224.2亿元。与此同时，绿色证券、绿色基金、绿色信托以及环境权益市场等新产品、新服务和新业态不断涌现，有效拓宽了绿色项目的融资渠道，特别是为海绵城市建设、污水处理、清洁能源、优化碳排放等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建设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对以金融引导绿色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不过，绿色发展不仅体现在城镇地区和大型项目上。相对而言，县域地区在践行绿色发展和探索绿色金融方面有一些特殊的诉求。
其一，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转型客观要求县域开展绿色发展。随着近几年整体经济步入转型发展期，生产要素成本提升、区域性产业布局等因素使得县域地区主动或被动地承接着城市转移而来的部分产业。这是城市化进程得以向前推进的必要阶段，同时县域地区经济体量由此受益。但在这一过程如何平衡经济与绿色发展，如何避免县域地区走上“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对于县域地区而言是极大的挑战——这也是催生县域地区绿色金融市场的关键因素之一。
其二，在县域地区持续发挥重要作用的农业产业转型也需要绿色发展理念和绿色金融的助推。绿色化、低碳化是农业转型发展的主要方向，我国农业生产正逐步由单纯追求高产转向高质效、节水节肥、生态环保式农业，农业生产环节摆脱传统方式少不了资金的大力支持；作为能源优化组成部分的农产品和副产物的资源化利用，例如玉米秸秆、沼气等发展的生物质能产业同样亟待金融参与以产生更高的社会和财务效益。此外，在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基础上，地方同样需要普通居民、农户对已形成的良好环境、社会理念进行维护，而金融也是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受贷款总量、单户贷款上限以及支农支小等监管要求约束，县域金融机构很少能够参与到基础设施、地方平台搭建以及涉及较大金额的金融服务之中。但这并未限制住县域金融机构对绿色金融市场的参与度。相较于城镇地区，绿色金融在县域地区特有的市场诉求基本上都集中于中微观层面，因此，在政策以及区域性平台的基础上满足有效的县域绿色发展的金融需求，就成为县域金融机构参与绿色金融市场的突破口。
近几年，在中央和有关部门的大力引导下，以人民银行设立的五省八市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实验区为代表，各地县域金融机构亦开始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监管政策支持提升绿色金融发展的内生动力，并依据地方产业发展需要、适度增强绿色金融创新和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
在金融支持农产品和副产物的资源化利用方面，江西省共青城市和浙江省衢州市作为相关项目指定试点区域，当地政府同县域金融机构及其他机构合力先行先试，初步形成了一套可供复制的金融解决方案。在赣江新区共青团组的引导下，共青农商银行依托“1+N”支持体系，针对蓄禽养殖中《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稀缺、专属、可流通的特点，首创蓄禽养殖经营权抵押贷款。在后续人民银行绿色再贷款和“四位一体”监督监管体系的支持和协调配合下，这一专属绿色贷款产品得以向经营主体发放，有效推进了蓄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工作。浙江省衢州市则是将生猪保险与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相结合。在市场主体建立冷库和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的基础上，政府通过保费补贴、提高理赔标准，以确保病死猪不流向市场或不乱丢弃。一旦出现生猪死亡，病死猪的无害化处理就成为了保险理赔的前置条件，再配以全流程智慧监管，便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确保死亡蓄禽的统一、无害化处理。此外，其他地区也依据地方特色农业产业创新了相应的信贷产品，为其规模化种养殖及向现代农业转型提供了一定的资金支持。
针对产业转移，特别是制造业企业涌向县域地区与绿色发展的局部矛盾时，多数地区政府采取了通过设立产业园区规范生产经营行为的方式。记者在多地采访时了解到，针对于产业园区内的企业，依托政府给予的行为规范和政策倾斜，县域金融机构能够很容易锁定金融服务对象，并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给予相对充分的金融支持。而对于在产业园区外的企业或是设立产业园区的地区，由于近些年环保监管的日趋严格，考虑到客户经营的可持续性要求，各县域金融机构大多也已将绿色发展要求潜移默化为金融支持的重要前提之一。
可以看到，在多方的引导和推动下，县域金融机构也已经有意识地参与到绿色发展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对整体经济的绿色转型升级起到了推动作用，在进行金融产品创新时也学会了运用各类政策和力量。但绿色金融发展仍是任重道远的。特别是在县域地区金融本身存在结构性供需矛盾的情况下，县域金融机构就更需要充分理解绿色金融与自身业务的关联，在聚焦地方实体经济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完善差异化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不断试验创新金融产品服务，力争为绿色发展贡献尽可能充分的基层金融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