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在重庆涪陵区南沱镇拐了两道弯。站在江水环绕的小山坡上，睦和村村党支部书记刘家奇告诉《金融时报》记者：“即将到来的十二月是睦和村最美的季节，这时节脐橙成熟了，红彤彤的果子，绿油油的树木，就像沿江挂起来一排排喜气洋洋的红灯笼。” 睦和村村党支部书记刘家奇告诉《金融时报》记者。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睦和村的发展深刻诠释了这一真理。守护一江清水向东流，重庆市决定沿长江两岸建设“生态绿色廊道”，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告诉《金融时报》记者，沿江生态绿色廊道建设涉及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业资源整合等多方面工程，需要上亿资金的投入，仅仅依靠地方政府的财力远远难以满足，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提供的绿色金融支持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据统计，在沿江生态绿色廊道建设项目中，仅国家开发银行一家就提供了超70亿元授信额度，而在整个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项目建设过程中，多家银行更是给予了巨量信贷支持。
近期，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报告（2018）》显示，助力生态环保建设的快速推进，我国绿色信贷规模稳步推进。从2013年末至2018年末，中国21家主要银行机构绿色信贷余额从5.2万亿元增长至9.66万亿元，主要投向绿色交通运输和可再生能源及清洁能源项目。
“中国自2013年正式推出绿色信贷以来，银行信贷对节能环保和污染防治等领域的支持力度不断增强。” 《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报告（2018）》显示。
绿色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底色。随着绿色发展按下快进键，从城市到乡村，一幅幅山清水秀的美好画卷正在中华大地铺展开来。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中枢，银行业金融机构正通过孜孜不倦的努力，引导社会资源加快流向绿色产业，推动绿色经济稳步发展。
绿贷政策体系日臻完善
中国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信贷在社会融资体系中的占比较高。因此，绿色信贷政策是最重要的绿色金融政策之一，构建和完善绿贷政策体系，是中国绿色金融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
近年来，聚焦推动中国经济绿色健康发展，中国绿色金融顶层政策体系搭建不断细化完善。以绿色信贷为抓手，相关管理部门着力打造绿色信贷政策体系，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大力发展绿色信贷，支持绿色、循环、低碳经济发展，助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随着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入，发展绿色金融已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我国成为全球首个已构建较为完整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的国家。”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吴琦接受《金融时报》专访时表示。
2007开始，中国着手搭建绿色信贷政策框架，伴随《绿色信贷指引》、《绿色信贷统计制度》、《绿色信贷实施情况关键评价指标》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落地，我国建立起一整套绿色信贷政策框架。2018年，绿色信贷政策工具箱进一步丰富，一方面，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领域的政策和激励约束机制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发展的精细化程度不断提升；另一方面，绿色信贷的各种基础性制度安排成体系推进，成为中国绿色金融快速发展和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的重要基石。
不过，由于绿色项目的内生化程度不足，绿色信贷在全部信贷中的占比总体并不高。针对这一现象，2018年7月，人民银行印发《关于开展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业绩评价的通知》，同时发布《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业绩评价方案(试行)》，将绿色信贷业绩评价范围推广至全部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根据《评价方案》，人民银行将评价结果正式纳入MPA。《评价方案》有效提升了银行机构拓展绿色信贷业务的内生动力，《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报告（2018）》披露，2018年第二、第三和第四季度的评价结果显示，业绩评价显著提升了各金融机构对绿色信贷业务的重视程度，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业绩出现较大提高。
浙江湖州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的诞生地，湖州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主任钱洪文日前接受《金融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在完善绿色信贷政策方面，当地银行已经“绿色信贷”原则引入信贷“三查”各个操作环节，实施“环保一票否决制”，对所有贷款实施精准化贴标。此外，创新推出绿色信贷“四色分类法”，对属于绿色、蓝色类的环境友好型企业或项目加大资源倾斜、加强扶持力度，对黄色、红色类企业或项目实施则有选择、有计划的压缩退出。钱洪文认为，加强体制机制建设，是湖州绿色发展快速推进的根本基础。
下一步，绿色信贷政策体系有待进一步健全。吴琦接受《金融时报》专访时表示：“地方绿色信贷标准在适用产业界定、第三方评估流程、资金使用监管等方面均存在着差异，难以形成统一的市场管理规范和评估标准，对扩大地方绿色金融市场，复制地方发展经验造成障碍，统一的绿色金融标准有待进一步完善。”
绿贷规模稳步增长
2018年，中国绿色信贷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产品和服务创新不断涌现。发展绿色金融、践行责任投资理念，成为越来越多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自发选择。
《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报告（2018）》显示，2018年，投向绿色交通运输项目和可再生能源及清洁能源项目贷款余额分别为3.83万亿和2.07万亿，同比分别增长18.1%和12.7%，合计占绿色贷款余额的71.6%；全年分别增加5858亿和2337亿，合计占同期绿色贷款增量的72.7%。
将绿色金融融入农村普惠金融服务中，湖州银行推出“光能贷”产品，为农村用户购买安装整套分布式屋顶光伏发电设备提供配套融资方案，搭建了“政府-银行-光伏企业-村级经济合作社-村民”五方互利的商业可持续运作方式。具体运作方式是：政府出补贴政策，对列入光伏试点项目的村级经济合作社给予初装政策补助和一次性奖励；银行以光伏企业担保或信用贷款方式向村民或村级经济合作社发放贷款，由安装光伏设备后的发电收益作为还款来源；选择本地实力较强的企业承接设备安装项目并垫付一定比例的资金，后期与村级经济合作社按比例分享发电收益。通过这种合作模式，农户无需支付安装费用还可获得发电收益，积极性大幅提高。
钱洪文告诉《金融时报》记者，推动绿色信贷扩大规模，湖州银行专设了绿色信贷考核内容，在内部资金转移定价管理办法中完善了绿色类贷款的资源倾斜规定，绿色贷款定价在FTP基础上下调10%，差异化的资源配置机制引导全行信贷资源加大投向绿色产业。
在北京，沿着新机场高速一路向南，迎面而来的是一块块、一条条集中连片、成带联网的大尺度绿色空间，“穿过森林去机场”的景观徐徐展开。环城皆林，仅2018年一年，北京就新增造林26.9万亩。
大面积新增绿地，仅仅依靠地方财政远远难以满足。《金融时报》记者从农业银行了解到，聚焦绿化工程存在的融资难题，该行为北京造林工程量身定制了一系列金融服务方案。针对工程面临的“贷款主体无资格”、“短期偿还无保障”等难题，农行北京分行通过“引入第三方园林企事业单位解决贷款主体”、“变单一抵押方式为抵押、质押、保证均可的综合担保方式降低贷款约期风险”等创新举措，累计向通州投放信贷资金12亿元，支持区内12.2万亩的平原造林改造工程，确保建设资金得到长期、稳定的保障。
实现从资源依赖到生态优先的“动能转换”，中部地区崛起过程中，银行业的贡献令人瞩目。《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报告（2018）》显示，中部地区绿色贷款增长较快。截至2018年末，中部地区绿色贷款余额为1.93万亿元，同比增长20.8%，增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4.8个百分点，全年增加3317亿元。
如今，漫步长江岸边，武汉青山江滩变了模样。“堤、滩、路、城”相互映衬，生态草溪、雨水花园、一步一景。江滩巨变只是一个微视角，从母亲河湘江治理到洞庭湖生态整治，中部绿色崛起的过程中，银行业提供的金融支持至关重要。
推动绿贷业务向纵深发展
在政策推动和各金融机构的共同努力下，绿色信贷发展在我国已经取得长足进步，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进入纵深发展的新阶段。
“为推动国内绿色金融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需要从深入研究绿色金融基础理论、不断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研究储备更多绿色金融政策选项、继续鼓励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广泛深入参与全球绿色金融治理等方面着手，积极应对新挑战、新任务。” 《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报告（2018）》指出。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武雯接受《金融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发展绿色信贷目前主要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体制机制问题，尽管顶层设计已出台，但相关的制度细则的发布仍然需要不断探索完善，一些基础性体制机制亟需尽快出台；二是政策引导问题。很多绿色项目建设周期长，收益率偏低，因此对该类绿色项目金融机构表现并不积极，而在现阶段的经济形势和去杠杆的背景下，通过加大财政补贴提升绿色项目吸引力的空间已经不大，这就需要从政策制度上进一步引导。”
围绕当前绿贷项目落地存在的问题，业内人士建议，未来应加快建立起用水权、污染物排放、碳排放等交易机制，建立绿色评级体系，明确规范绿色信贷项目范围，相关信息渠道的统计监测等。
从提升银行业自身的绿色发展“驱动力”看，吴琦建议，银行业金融机构可依据自身发展特点设立绿色金融事业部或绿色金融专营机构，改革内部考核激励和服务机制，对绿色环保项目实施差异化授信和考核机制，加快发展绿色债券、碳金融等创新业务。
当前， 国外的一些探索性实践也值得国内银行借鉴。如美国新能源银行推出房屋净值贷款，提供“一站式的太阳能融资”；美国美洲银行为卡车司机提供支持其购买节油设备的贷款；澳大利亚西太平洋银行推出了环保类存款产品。围绕碳减排权，渣打银行、美洲银行、汇丰银行等欧美金融机构在直接投资融资、碳指标交易、碳期权期货、碳基金等方面做出了很多有益的创新试验。
“商业银行应以产品创新提升绿色金融服务的附加值，占据业价值链高地。”武雯认为。
